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裁判者必须遵守的一条戒律。裁判者不得与案件有任何偏见，而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并且保证与案件当事人或结果无利害关系，否则，裁判者就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刑诉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法官与本案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法官自己就是本案当事人；或法官或其近亲属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法官接受当事人或其委托人请客送礼等；凡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法官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法官回避。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法官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官回避。

有人说，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就不能公正执法吗？当然有可能。这只是功利地考虑回避是为了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避免法官故意作出错误的判决。却忽视了回避制度也有保护法官的一面。

包拯铁面无私，大义灭亲，下令处死自己的侄子包勉。包拯由其哥哥抚养长大，供养读书，方有机会步入仕途，对包拯恩重如山。包拯一方面维护司法公正，处死自己的侄子，但另一方面又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如果包拯能够回避，让别的法官去审理，那么包拯就不会担负处死自己侄子的万世骂名，就不会受到忘恩负义的道德谴责。可想而知，包拯在决定处死自己哥哥的儿子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煎熬。如果当时就有制度规定，遇这种情况，包拯应当回避，交由其他法官审理，即便最后包勉仍然被处死，至少包拯就不会有这样的内心痛苦。

包拯是道德楷模，能够公正审理案件。但是我们也担心，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道德楷模，不能将裁判制度建立在法官个人道德自律的基础之上，趋利避害是与人生俱来的本性。

也许有人会被包拯感动，但更多的人会质疑，你为什么要自己审判自己的亲人，你能做到公平审判吗？作为被害人的一方更加会质疑，你审理自己的亲人，能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吗？甚至还会有人怀疑，你包拯将自己的侄子处死，是不是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杀人灭口掩盖自己的罪行？

实践中，还发生法院审理本院法官涉嫌犯罪的案件，审理本院院长作为被害人的案件，审理本院移送侦查的案件等等，这些都会引发人们对法院能否公正审理的猜疑。至少，被判有罪的人他会质疑法院裁判的合法性、公正性。

所以，回避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或法院，即使他们确能够做到大公无私，公正裁判，也难以消除人们内心的猜疑和责难。相反，让相关的法官或法院回避，既可消除人们的疑虑，提高司法公信力，也能让审判法官避开道德谴责和尴尬，最大限度减少因法官不中立引发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