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察机关“变通”为监视居住的执行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明确规定，有权决定监视居住的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执行监视居住的机关只能是公安机关。但目前，由人民检察院决定的监视居住，往往由人民检察院自行执行，即由人民检察院将监视居住决定书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再出具一份执行委托书，委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代为执行，或者以请求人民检察院协助执行为名，将此类监视居住的执行权全部交给检察机关。那么，公、检两家为什么这样做呢?

首先，对检察机关而言，在指定的居所对犯罪嫌疑人执行监视居住是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最佳手段。它可以使检察机关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人力来突破案件，完善证据。另一方面，即使案件不成立，也无需对当事人进行国家赔偿。这样，检察机关就主动揽下了应由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

其次，对公安机关而言，由于担负着治安和刑侦双重责任，警力资源十分紧张。公安机关对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拘留、逮捕)设有专门的机构(看守所、拘留所)和人员，但对并未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业务机构来履行执行之职。因此，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决定的监视居住，再根据检察机关的要求，委托检察机关自行执行，既为公安机关节省了警力和财力，又减轻了公安机关的负担和责任，公安机关自然没有异议。

这种变通的打法律擦边球的做法，对公、检两家都有利，法律对此也并未明令禁止，因此在一些地区十分普遍。

二、违规在“指定的居所”使用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