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说这种话，实在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作用不大懂了。

精神损害赔偿，从两个方面看，最为准确。一方面，从受害人的方面看，是对人格权和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救济和补偿。从加害人方面看，是对加害人实施侵权行为侵害他人人格权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综合起来，侵权行为侵害他人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造成了精神利益的损害或者精神痛苦，是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而这种精神利益损害和精神痛苦并没有财产的价值。法律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借财产赔偿的形式，对人格关系中的纠纷进行调整。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采用经济的或者叫做财产的方式解决民事争端，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办法，既可以抚慰、救济受害人的损害，又可以让加害人因这种并不获利的行为支出金钱，起到经济制裁的作用，还可以警示社会，预防侵权行为。

但是，这种办法是有一定的弊病的。这就是有可能鼓励社会的金钱观念，让受害人盲目追求高额索赔。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要限制盲目追求高额赔偿金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运用其他的民事责任方式解决这类纠纷。可能对于一个相同的侵权行为，由于加害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不同，而判决承担不同的赔偿数额，这都是正常的，而不能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码标价。如果是这样，就真是将人格当成了商品了。

还有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明码标价，那能不能搞一个最高、最低限价，不是也好执行吗？有的地方法院不是就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重庆不超过10万、上海不超过5万吗？

还是错！

精神损害赔偿从来就不应当规定什么上下限！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规定。对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侵害，精神损害赔偿固然对受害人有一定的抚慰作用，对加害人有一定的制裁作用，对社会也有一般的警示作用，但是财产赔偿并不是抚慰精神损害的唯一办法，还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形式。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办法，说到底，是要由法官对案件的感知来决定。法官要根据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程度的感知，以及对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的感知，依照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这就要体现三个原则：一是对受害人起到抚慰的作用，二是对加害人起到制裁作用，三是对社会起到一般的警示作用。符合这三点要求的赔偿数额就是合适的，而不在于究竟是多是少。当然，在一个地区，经过一段的实践，可以使赔偿数额大体实现较为均衡；但是，永远不能期望对精神损害赔偿有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规定上限和下限的做法是不行的。例如，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是10万和5万，北京卡式炉爆炸案受害人贾*宇的残疾赔偿金定为10万元，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如果是对造成死亡的赔偿金也仅仅赔偿10万或者5万，显然就是不够的。另外，还要考虑国际交往中的问题，在一些涉外的索赔案件中，我们的立法、司法、理论上的一些固执的、习惯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实践的惩罚，任何与中国交易的人，都会用你的法律来解决与你发生的纠纷，你规定上限是10万元，他们国家没有规定，可以赔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就赔你10万元。这不就是你自己找的吗？这也是“入世”后对中国法律面临的一个考验。